美国抵押贷款证券化是华尔街金融机构和美国家庭的盛宴巧牛网。 其中，低利率，零首付，活跃交易，活跃买家，丰厚的佣金和奖金以及强劲的股价加上巨额的联邦税，构成了一场盛宴。 多年来，在美国人的这场盛宴中，中国扮演着一个朴素而朴素的蔬菜种植者的角色：交换了大量珍贵和稀缺的土地，矿产，稀有金属，初级产品，工业股权和金融股权。 将昂贵的外汇兑换成美国国债和次级债券，为这一盛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最重要的原材料：美元。 中国已经投资了大约2700亿美元的“两个住房”次级债券。 整个次级债务的投资规模在550-7000亿美元之间，而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国家仅持有270亿美元的次级债务。 今天，盛宴结束了。 当需要付账时，世界将目光投向了蔬菜种植者：他手中持有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应收账款。 当前有关中国是否应该参加美国救援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为宴会提供食物的菜农是否应该借钱继续为食客付款的讨论。
实际上，不需要华尔街的复杂数学模型计算。 您只需要对蔬菜市场有一点常识就可以得到答案：蔬菜种植者不应该继续付账。 也许，西方精明的政治家，中国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以及热衷于西方学习的国内学者会列举出无数的原因来支付账单，然后游说甚至施压。 但是，中国应该知道如何止损，拒绝支付账单并同时保留。 避免自己的菜园遭受暴风雨的袭击。 西方对“表扬浪潮”的理性看法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正在考验着我们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的能力。 只有独立思考，独立行动，采取“打败我，打败我；救你，救我”的策略，才能减少损失，保护自己。 为此，我们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首先，创建一个货币供应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西方教科书的教条将供求关系视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这使中国的宏观政策制定者忘记了市场经济的第三个也是更重要的主导因素：货币因素。 货币供应影响供求双方。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被动状态的直接原因是人民币升值与货币供应紧缩之间的错误组合。 因此，拯救经济的第一步是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到8％以下，并释放不当归还的数万亿元人民币。 降息是次要的。 对于许多以30％甚至100％的私人贷款利率被逼死的中小企业而言，降低银行贷款利率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关键是释放资金并创造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
其次，营造宽松的直接融资环境。 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的股指下跌了70％以上，社会财富损失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停止了。 股市暴跌。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资本市场迅速发展所产生的流动性需求。因此，中国政府需要拯救的不是美国的股市，而是中国的股市。政府应该通过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以市场化的方式向股市提供2万亿人民币注资，这笔资金指定用于“大小非”质押融资、大股东和上市公司增持或回购股份、向二级市场投资者提供信用融资交易等。2万亿人民币的注资看似不小，其实仅仅相当于中国政府购买“两房”次级债的资金。在向资本市场直接注资的同时，取消所有限制“大小非”流通的限制，取消“大小非”质押贷款资金投向的限制，使得“大小非”成为间接融资的重要工具，并以此减轻“大小非”股东因资金紧张而产生的抛售压力。
取消直接融资的行政管制，提高直接融资的效率。近年来，资本市场95％以上的直接融资被资金相对宽裕的大型企业占有，2家大型公司的融资额往往可以挤占1000家小型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大型公司资金闲置，使用效率低下，对提高社会就业和改善民生作用不大，因此，必须提高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所占比例，提高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效率。提高直接融资效率的关键是取消中小企业上市和融资的行政管制。证监会从何处获得授权可以规定哪些企业允许融资或不许融资？证监会和发改委剥夺企业融资自主权意味着剥夺了企业的资本自主权。如果由政府机关代替企业行使资本自主权，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富有应变能力的企业群体。因此，证监会和发改委应该把企业融资权归还企业。在目前阶段，对于中小企业募集资金2亿元以下的IPO项目应该取消行政审批，对于上市公司申请募集资金1亿元以下的再融资项目也应该取消行政审批。只要保荐机构和其他中介机构认可，企业能够符合上市与发行的基本要求，同时，机构投资者愿意认购，那么，只需到证监会发行部备案即可。保增长的重要举措应该是根除企业权利部门化的倾向，向企业放权、放权、再放权。把企业的融资自主权以及其它相关的资本自主权从证监会和发改委大楼里移交到企业手中是当前拯救企业、拯救经济、抗击危机的重要举措。
第三、降低实体经济的税收负担，同时，及时开征资本利得税和财产赠与税。实体经济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因此，应该通过降低实体经济的税赋来增强中国的竞争力。目前，实体经济税赋太高，而资本利得税和财产赠与税却采取零税赋，这严重消弱了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和社会不稳定。此外，开征资本利得税和赠与税还有利于增强市场透明度、加强市场监管、抑制国际热钱的套利压力。股市的低点是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最佳时期。
第四、启动农村市场、激活房地产市场、拯救股票市场是提高农村内需和城市内需的三大着力点。
启动农村市场的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政府不应该鼓励农民卖地卖房来增加收入，正如不能鼓励农民卖儿卖女来拉动内需一样。现在，必须改变农副产品维持低价对农民的掠夺，同时，必须坚决制止城市资本和海外资本下乡，打着增加农民收入的旗号对农民房屋、宅基地、耕地和主要农产品的掠夺，防止中国农村变成民生凋敝、动荡不安的菲律宾农村。政府应该把对海外债券市场的投资热情转变为向农村投资的热情。
启动房地产市场，拉动城市内需。重新启动房地产必须立足于提供百姓住房保障、降低生活成本、维持制造业竞争力之上，为此，必须抑制和打击投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中国房地产行业必须从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殖民地模式”转变为德国式的“民生模式”。商业银行应该向购房者提供低息贷款，政府应该向小面积住房的购买者提供利息补贴，但是，房屋转让的增值部分在扣除通货膨胀之后的余额，应该以税收的形式上缴政府。重新启动房地产市场必须基于真实的居住需求，抑制投资性需求、打击投机性需求。
改变股票市场过度超跌的状况，改变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多年储蓄进入股市之后大幅缩水的状况，是提高国内需求的重要工作。
第五、以人民币停止升值甚至贬值来遏制外汇储备贬值的趋势。中国的外汇资产主要是美元资产，同时，国内企业主要以美元结算，因此，人民币应该锁定美元。为了改变人民币不合理的升值趋势，一方面应该实施宽松的国内货币政策来对抗泛滥的美元政策，另一方面应该提高能源、资源、粮食、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并与国际接轨，停止稀土等各类战略资源及其初级产品的出口创汇，限制甚至禁止海外资本在农业、矿产、物流、核心制造业、国内知名品牌企业、金融产业的并购，彻底封锁海外垃圾美元在中国本土落地的机会，从而抑制海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套利活动，抵御热钱的攻击。通过调整国内经济和金融政策，可以有效地抑制人民币的升值趋势，同时，从汇率角度维持本土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力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仅仅采取传统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不够的。政府的财政支出应该从基础设施、形象工程、企业投资等生产性支出方面转变到教育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和低收入者生活保障的投入和补贴上来。长期而言，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已经不可避免，中国无法逆势而动，也无法独善其身，紧盯CPI的紧缩货币政策已经给了我们沉重的教训。因此，为城乡居民打造一个坚实稳固的民生安全网应该成为新时期财政支出的重点。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否由外需主导型经济顺利转变为内需主导型经济、并平稳地度过本次全球经济风暴的重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