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高风险高收益？ 如何分析高风险高回报？
高风险、高收益是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中金黄金股吧。 这早已成为广泛共识，也得到了长期市场数据的印证。 在专业投资理论中，投资风险被量化定义为一定时期（月或年）内投资收益的波动性。 从长期历史数据来看，资产类别的收益波动性越大，长期绝对收益越高。 以资本市场历史较长的美国市场为例：从1900年开始的111年间，美国股市的年波动率为20.3%，而国债市场的年波动率为10.2%。 这说明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股市的波动性远高于美国国债市场的波动性。 相应地，在这111年期间，美股的年均实际收益率（不包括通胀因素）为6.3%，而同期美国国债的实际收益率（也不包括通胀因素）为1.8 %。 其他国家资本市场的情况也类似。 专业研究机构提供的19个主要国家过去111年的资本市场数据显示，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平均比债券市场的收益率高3.8%。
然而，金融市场长期以来的这种特征在最近两三年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以美国为例：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间，在股市波动率持续高于国债市场波动率的情况下，美国国债实际年收益率为6.0 %，非常接近其股票。 市场的实际年回报率为 6.3%。 2000年至2010年，美国债券市场（巴克莱资本美国债券综合指数）的年均回报率为6.35%，而同期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回报率仅为-1.4%。 在上述19个国家中，2000年至2010年，虽然其股票市场的波动性高于其债券的波动性，但其股票市场的平均回报率却比债券市场的回报率低3.2%。
这一变化引发了投资市场的三个层面的思考。 第一，金融市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真的改变了吗？ 这种变化只是暂时的吗？ 第二，如果你承认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变化？ 第三，在如此多变的条件下，未来的投资决策该如何应对？
否定这种变化的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和一定的市场条件下的暂时现象。 随着时间的发展，或者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股市收益的高波动性最终会再次跑赢债市收益。 不过，这种观点有些牵强，因为对于投资市场来说，20年、30年已经涵盖了多个经济周期，不能再视为短时间。 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不确定这种所谓的“暂时现象”何时会结束。 以这种方式简单地否认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意味着不需要在投资决策中做出相应的反应。 这恐怕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一点。最主要的19个国家股票市场回报跑赢债券市场回报的只有四个国家，包括南非，挪威，澳大利亚和丹麦。这些均是资源类产品生产国，不难理解，这些国家的股票市场实际受益于商品价格上涨。
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进入下一个层次的讨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变化。目前市场上分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从收益角度看，近二十年的时间，全球资本市场进入低通货膨胀、低利率时期。在这段时期，多数中央银行将通货膨胀管理目标定在2%，这大大低于以往历史的平均水平。在这段时间内，一些国家，如日本等，甚至发生了长时间的、严重的通货紧缩。全球的低通货膨胀和低利率水平一方面直接使得债券市场受益。一方面推高了股票的市盈率，推低了股票市场的收益。第二，从波动率角度看，新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全球各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背驰（De-coupling），产业整合的加速，政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应对缩短了经济衰退期而延长了经济的增长期，等等这些，使得股票估值更多地取决于短期的因素。股票市场的波动率由此加大，短期投机的收益增加，而长期投资的收益减少。而相反，债券估值相对稳定，价格波动也较小。第三，同样是从波动率角度看，专业投资者的发展，特别是对冲基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对股票等资产类别的市场波动率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全球对冲基金估算有2万亿美元的规模，仅固定2%的管理费收入一年就要从市场上最少拿走400亿美元的管理费。而这些收益无疑是由市场上的最终投资者买单的。如果说对冲基金推高了某些市场波动率，同时拿走了应该属于长期投资者的收益，这样的判断应该是合理的。现实的结果是波段操作要较长期定投更加有效。
市场对这种变化及相关原因的讨论只是刚刚开始。而目前的投资决策应该怎么调整呢？一种思路是将长线投资转为短线操作，即便是像退休金类和寿险类的长期投资者，也应该相应地增加投资组合调整的频率。这样可能会增加回报，但也可能要承担长期投资者不希望承担、原来也没有承担过的风险；另一种思路是在投资组合中更多地配置低波动率的资产。但这样的策略未必一定有效，因为低波动率的资产类别回报并不一定都高。况且，以往的波动率低并不意味着未来波动率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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