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中国经济高货币化之谜？ 如何破解中国经济高货币化之谜？
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货币供应过剩”并非宏观经济矛盾的根源，而恰恰是结构性问题的结果特斯拉股票。 就货币而言，我们永远无法摆脱货币之谜。 只有“货币之外看货币”，淡化政府主导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模式，改变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全力推进金融领域的全面改革，才能最终破解难题。 .
随着我国货币信贷的快速增长，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的逐渐积累，以及通胀压力的不断加大，近年来出现了“高货币化”的担忧。 中国经济与“超级货币”“法”的讨论与争论从未停止，中国货币供应的内生性之谜也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关注。
如何科学合理地看待和衡量中国的高货币化现象？
从本质上讲，货币供应量是货币当局及其金融机构对公众的责任。 因此，货币供给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货币需求的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活动越来越依赖货币及相关交易工具，导致金融资产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资产。 衡量金融深化程度的常用指标是M2/GDP，即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 该指标比率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的金融深度。 一般来说，比率越大，经济货币化程度越高。
根据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今年M2/GDP之比为美国0.83，日本2.40，英国1.36，4.86 卢森堡，巴西为 0.39，俄罗斯为 0.45。 . 从统计数据来看，各国M2/GDP的走势存在较大差异。 比如美国的货币化趋势是曲折下行，而日本则是直线上升的趋势。 虽然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总体趋势向上，但中国货币化率的趋势没有中国那么陡峭。 从 1978 年的 0.32 到 2011 年的 1.80，中国的货币化率在 33 年间增长了近 6 倍。 渣打银行最新研究报告也显示，目前，中国全球广义货币（M2）存量和增幅均居世界首位。 据测算，去年中国新增M2规模占全球的52%。 如此规模和势头的增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实属罕见。
解释M2/GDP比率水平的国与国差异以及一个国家M2/GDP比率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本来，各国广义货币的统计口径不同，决定了不能简单地进行横向比较。 发达国家金融深化程度较高，金融创新十分活跃。 一些具有货币功能的金融工具没有计入货币供应量。 在一些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非金融部门从银行系统获得融资。 其他市场也获得了大量融资。 比如从数据上看，美国的M2/GDP比例似乎偏低，但如果将其纳入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广义货币M3，则该比例将保持稳定。基金、2年期债券等。
当然，就现有统计结果看，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化率的确存在显著差异，但问题在于，这种差异是量的差异还是质的差异？中国货币化过程存在着与其他国家迥异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基础，其核心是政府主导要素货币化分配，国际资本循环下的“被动创造”以及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中国市场经济进程有其特殊背景，在渐进改革的市场化进程中，政府通过政策推动甚至主动参与，将自然资源、劳动力、资金、技术、管理等资源和要素不断推向市场，使得各类资源持续货币化。由于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由此带来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通过货币乘数的放大从而拉动较强的货币供给。
不过，经济货币化进程，绝非货币化率畸高的全部答案。全球层面的资本流动本质是货币竞争，这是研究中国“高货币之谜”的另一个关键视角。以美元为主的储备货币体系，形成了美国领导下的全球化体系分工，消费国输出货币，位于食物链顶端;生产国输出商品，吸收储备货币，并再投资于消费国金融市场，完成一个国际资本循环。“入世”以来，中国出口高增长以及累计的外汇储备已极大地改变了货币的创造机制和供给结构。在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基本上通过国内信贷来投放基础货币，外汇占款仅占小部分，约为26.4%。然而，随着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以及央行实施的“冲销干预”政策，我国外汇占款大幅飙升，从2002年末到2011年，外汇占款由2.21万亿元增加到25.52万亿元，增长11.5倍。外汇占款增量占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增量比例，2005年突破100%，达到110%。2009年更是达到134%，所以说，中国货币创造属于“被动式创造”。
再者，从中国社会融资模式看，过度依赖银行体系，间接融资市场效率低、金融投资渠道匮乏使得存款储蓄居高不下，从而导致广义货币的沉淀和货币的体外循环。此外，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国有部门的预算软约束导致金融资源效率下降，维持经济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信贷和货币投放，即形成了“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对货币需求→货币供给增加”，这自然表现为不断攀升的M2/GDP比率。
可见，世人质疑的所谓“超额货币供给”，并非宏观经济矛盾的源头，而恰恰是中国结构性失衡的结果。就货币论货币，永远走不出货币的迷局，唯有“跳出货币看货币”，淡化政府主导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模式，改变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全力促进金融领域全方位变革，才能最终破解中国经济的“高货币化之谜”。
